所以,记者最近采访了4位已经正式走上讲台的海外名校毕业生,帮大家找答案。
他们本科大都就读于国内重点大学,而后留学攻读硕士研究生,如今有的在重点高中当老师,有的在民办中小学任教。鹿姐姐一直留心观察,发现近年海外名校毕业生应聘中小学老师,主要集中在这两类学校(像上回说到的斯坦福毕业生去了杭二中,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去了杭十四中)。前者既重视老师的教学能力,也关注老师的教育背景;后者的师资比较多元化,希望借此拓宽学生视野,尤其是有双语特色的民办学校。
那么,他们到底教得如何?适应国内教育体系吗?学生喜欢他们吗?留学海外名校的经历,对他们的日常教学有帮助吗?一起来看:
孙泽聪本科毕业于深圳大学,后来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。如今的他,是浙大附中的政治老师,给高一6个班上课。
孙老师坦言,当老师的想法是在新加坡读书时萌生的。“我之前的梦想是做记者,对国际新闻尤其感兴趣,大学阶段曾在媒体实习过,所以留学新加坡选了国际关系专业。”他告诉鹿姐姐,“后来,我逐渐发现高中生这个年纪的孩子所生长的环境中,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量信息,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塑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,中国更加走向世界舞台中央,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所学所想所感传达给新一代的人,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业的青年,所以选择当老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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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9月,孙老师正式入职浙大附中。连他自己都没料到,最不适应的竟是杭州的气候:“我老家在广东,大学在深圳读,后来去新加坡留学,都算热带地区,结果还是抵挡不住杭州的热浪,又闷又热。新加坡的夏天,只要站在树荫下,就舒服了,可杭州的夏天,不躲进空调房,真吃不消。”
教学方面,同事们给他的一致评价是:认真、踏实、心静得下来。虽然不是师范类专业,但是通过自身努力摸索,加上重高师资团队的协助,孙老师的政治课既专业又不失亲和力。“主要感谢前辈们不吝赐教,除了教研组的日常交流,大家会经常来听我的课,我也可以去听其他老师的课,得到了全方位的指导。”
教了大半年,学生眼里的孙老师,更像是个大哥哥,亲和、有趣,课余喜欢找他聊天谈心。而孙老师更想跟他们聊人生:“课堂上,我会有意识地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,而不是只盯着一次两次的考试分数,因为从我的经历来看,这在大学阶段很重要。学习不是为了分数,我也会建议他们从现在开始做人生规划,想想自己将来要干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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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孙老师的政治课上,不光能听到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、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、“共同富裕”,也能听到这些专有名词的英文表述“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”、“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”、“common prosperity”……感觉在上双语政治课。“我们的学生今后肯定要走向世界,如何向大家介绍中国,从熟练掌握英文表述开始。”孙老师解释说。他还会见缝插针教学生熟练运用外语检索资料,以便今后做课题探究。
孙老师也经常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。“如果不是疫情影响,我还会建议他们参加全球性的比赛或者海外游学等活动。”他解释说,“因为我发现现在高中生的生活经历相对单调,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,也不太会主动了解时事,而且很恋家,读大学也喜欢离家近的学校,所以希望他们能拓宽视野。”
支金建是湘湖未来学校的初一英语老师,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系;硕士申请同时收获哥伦比亚大学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offer,之后就读于哥大的双语双文化教育专业,在校期间获得1.5万美元奖学金。
“我不认为‘名校毕业做老师是浪费’。同在哥大的几名中国校友,目前也都在纽约、深圳、北京、杭州等城市做双语老师。我们喜欢教育、喜欢和孩子一起玩。而且双语专业的硕士,择业对口就是做双语老师。”支金建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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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期间,支金建考虑从事口译工作,曾为中国-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议等提供翻译,还去往英国交换。临近毕业,她的目标却慢慢动摇,担心机器人取代翻译,未来就业前景不明朗。
迷茫阶段,大学老师建议支金建申请教育方向的研究生。“我对教育越来越喜欢,是因为读研遇到了很好的老师,从他们教我们的方法中,我学到了自己教书的方法。”支金建很喜欢当时的学习氛围,“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活动,老师们贴一张超大的海报,每个组拿笔在上面评论,我们还学习用各种软件、网站做项目,每节课都在学新东西。”
哥大的课堂给支金建留下深刻影响,最直观地体现在她的英语课堂上。“我很愿意给我的学生做活动,而不是单纯由我讲解。比如讲到‘某件衣服多少钱’这个单元时,我会让学生假设开一个店,了解商品的价格、尺寸,自己设计英文广告海报。”支金建说,“看起来可能浪费时间,但我坚持认为,双语学习一定要让学生多交流、多摸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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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们制作的广告海报
研究生阶段用到的软件、网站等小工具,也都成了支金建的教学素材库。在学生们看来,Ms Jane的英语课堂有各种小惊喜——随机点名的大转盘、设计精美的英语海报、各式各样的英文绘本……回国后,支金建发现自己读研时常用的设计软件出了中文版,把它推荐给老师同学们,受到一片好评,在整个年级都推广开了。
去年正式工作的支金建,回到久违的本土英语课堂,再次拿起人教版英语教材,并不太适应。“初一的孩子,认知逐渐成长,但教材内容偏低龄段,他们很难有应用语境。”支老师说,“于是我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,将国外的学习方式方法带进来,通过年级组的集体备课,呈现出适合我们这些孩子的教学方式,并带着孩子作PBL项目,让他们跳出课本,有生活场景地学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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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支金建看来,海归老师带给学生的,更多是教学理念上的新视角。她自己会注重跨文化教学,打破思维定式,比如在讲到课本里早上洗澡的主人公时,她会解释有的外国人会早上洗澡,这是一个习惯问题,而不是说大家都得这样。
近一年的教学实践,也让支金建深刻感受到,教书不光是教知识,也是人和人的关系相处。班里的孩子都挺喜欢上她的课,一个多学期下来,许多孩子进步很大。上周有位妈妈过来开圆桌会,讲起女儿小学排斥英语,连读出来都不愿意,但现在她会主动读出来,说是因为喜欢老师才改变了对学科的态度。
湘湖未来学校在去年9月首次招生,教师群体中67%都有海外留学经历。除了支金建老师,体育老师郭昕宇也是其中之一。
“Bubble,篮球赛在下周,我们是不是还要招募小记者来写新闻稿……”初一学生热烈讨论下周的篮球比赛。被学生们包围并亲切地称为“Bubble”的,正是郭昕宇。
来自吉林长春的郭老师,1米9的大高个,跟“泡泡”这个英文名搭配在一起,很有反差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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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给初一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上体育课,就起了个亲切又好记的英文名。”和英文名有趣的风格一样,郭昕宇上小学体育课时,给自己的定位是“游戏闯关中的NPC”。
多年前,有篮球特长的郭昕宇,作为高水平运动员被浙江大学录取,成为浙大男篮的一员,本科期间参加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(CUBA)。之后,他又前往伦敦皇后玛丽大学攻读商科硕士,同时他还成为英国大学生联赛主力队员,留学期间考出国际篮联(FIBA)注册教练员。
拿到教练员证后,郭昕宇有机会进入海外中小学的体育课堂,感受不同的体育样态。
“本科时,我做过体育培训的兼职,更像是‘教学搬运工’,把书里、视频里的内容原封不动搬进。”郭昕宇说,“在国外体育课堂最大的收获,是对教学体系有了不同认识,会有意识在教学课堂中按需填充,变成主导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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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昕宇提到,国外体育课程是以年龄梯度推进,5-7岁、7-9岁、9-12岁,每个阶段体育学习都不同,但本土课堂大多以小学、中学段进行划分,不同阶段体育项目学习常有交叉,“一定程度来说,容易出现重复和同质化,教学效率和质量会有影响。”
也因此,郭昕宇毕业入职后,就尝试在学校搭建体育课堂体系——“目标是让孩子懂体育、会体育、玩体育。”
“我们会把低年段的体育课设置成不同主题,以故事和游戏闯关来推进,我就充当辅助的NPC(非玩家角色),帮助孩子们完成闯关任务。”郭昕宇介绍,“体育课就是升级打怪的过程,课堂常规是孩子游戏的经验值,表现好的有MVP称号,不断积累还可以升级。”
郭昕宇的体育课堂采用双语教学,在他看来,现代足球和篮球兴起于欧美地区,在英语语境中,孩子能更好把握动作细节——“比如投篮,大多数不规范动作都是‘throw’,正确的投篮是‘shoot’,还有‘发射’的意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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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是打篮球,郭昕宇还考出钢琴八级。把音乐融入体育教学,是郭昕宇结合国外教学经验做的一项尝试。“比如,篮球行进间有一个急停急起的动作,很多孩子会找不到节奏,如果给他们一个节拍,就能帮助快速理解。就像热身、球操运动,用音乐律动辅助体育动作,能帮助学生找到动作节奏。”
因为师生间“玩体育”的有爱互动,郭昕宇在学校里人气很高。孩子们看到“泡泡”老师,就像小蜜蜂一样拥上来,围着他转个不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