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党山许家，绍兴鲍家”，是国民时期闻名于世的绍兴富家大族。
萧山党山，南临安昌镇、齐贤镇；1956年前隶属绍兴县。清末始设党山乡，1956年划归杭州市萧山县，为党山镇；2013年归并为萧山区瓜沥镇。
党山老街曾是“萧山海塘”党山段
笔者查考《绍兴县志资料》（第一辑）有“党山许氏”条记载：东晋初，会稽内史许皎，字仲仁。其次子许询，字玄度，居越城，为越中许氏之祖，称塔山许氏。其裔迁山阴马鞍亭山小溇，明中叶许承一，由亭山小溇迁山阴碧山（今属萧山党山镇）。明季许鸿由诸暨迁筠溪（今属鉴湖镇）。因其尊许玄度为祖，故列同宗。
由清许在衡重编的《山阴碧山许氏宗谱》亦有记载：山阴许氏，最早可追溯至晋元帝时，高阳（今河北蠡县）人许皎，随元帝南迁任会稽群内史，离任时，其次子许询要求留在绍兴，居住在绍兴城南塔山下，自此绍兴有了许姓。
绍兴许氏尊许玄度为始迁祖。许询就是东晋永和九年，王羲之在兰亭举行“曲水流觞”雅集，相邀的41位名人雅士之一。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；好黄老，善言玄，与东晋名人谢安、王羲之等结为好友，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吟咏属文，终身不官。后繁衍发族，分居诸暨、绍兴等地；
继后，又从绍兴、诸暨、浦江等地迁居萧山的主要有4支，其中党山许氏，明中叶许氏39世孙，自绍兴马鞍亭山迁居党山北海塘南（党山村等），后悉居塘里塘外。党山许氏尊许承一为碧山一世祖。
党山，为何称为“碧山”？据记载，在宋朝时，因山得名。在古时候是钱塘江南岸的一座碧绿葱茏的小山，故称“碧山”；捕鱼归来的渔民常在此山上晾网，故也称“晾网山”。这座小山当时是指引来往船只航向的天然航标，更是阻挡钱塘江潮水侵袭的天然屏障，故还称“挡山”，由于“挡”与“党”谐音，后人就将“挡山”写成了“党山”，党山山名、地名由此而来。
《山阴碧山许氏宗谱》、迁始祖承一公像
据《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》有“许仲卿”条记载：祖父许本祖（初）为人厚道,曾谋职于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,因忠于职守,曾委以“阜康”钱庄汇号经理,年有所积。倒闭后,多年积蓄也化为乌有,胡氏清理账目,他人均得现款归还,欺其忠厚老实,遂以远在上海的一块薄地抵偿……许仲卿的祖父为谋生，只好远赴尚未开埠的上海黄浦江边经营“南货业”，后陆续购买了一些土地，作晒咸鱼鲞之用。或许是“上天有好生之德”，后来上海辟为商埠，外商蜂拥而至，地价百倍，因而发家。党山许家遂成为绍兴有名的富商。
许在衡重编的《山阴碧山许氏宗谱》亦有载：许氏八房从安贫乐道到富甲乡里，全赖太祖母徐太恭人教子、教孙有方。祖公东升六龄失怙，太祖母双手为人修补，鞠育稍长，又托姑夫赴沪经商。后子、孙往来沪渎无虚日，自己孀居在家终生，积德扬善，其名日扬，感动乡里。
许在衡画像、墙外散落的“进士”碑
许本祖的儿子许在衡（1859-1912），号心舆，字笈云。据江庆柏编著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载：清朝政治人物、进士出身。绍兴巨富，与徐锡麟交厚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参加光绪己丑科殿试，登进士二甲36名。同年五月，著交吏部掣签，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。
许在衡，系党山许氏八房十三世孙。自幼聪慧过人，读书十分用功，又赖太祖母教诲，请塾师和业师，学业更优。成年后才气横溢，胸怀经世济时之道，1888年中举人，1889年中进士。许氏以诚信薄利为本，救济贫穷急难之人，而开设“泰升”当铺，为教育捐馆舍，办许氏学塾；收集编纂上代未果的《山阴碧山许氏宗谱》；为儿子许仲卿捐巨资，支持革命先烈徐锡麟反清救国，功不可灭。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太平军进军绍兴，沿海盗贼四起，视沙地为乐土，战乱中房损人逃。党山西塘下戚学仕旧庐，被毁无居室，许本初禀徐太祖母携妻张氏在塘北三里许，赁租瓦屋三间，邀戚氏等数十家避难者居之无虑，膳食经济始终，义声大振。
后，许在衡结交了上代相识的戚学仕之子戚扬。戚扬也自幼聪慧，勤于苦学。在西塘下冯锡麒家坐馆教授十年间，许在衡常登门请授或切磋互学，时而同赴安昌东街茶楼书会，习文、赋诗、举业、营商，各研其学，各自立下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志向。许戚两家之子许在衡和戚扬，同年中举，又同榜进士。
《山阴碧山许氏宗谱》载：“在衡积学能文章，循循然修其礼，让异日必远，到则君必有子矣。天之报，施善人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孙，岂不信哉。”许在衡笃信，誓为家乡做善事。捐馆办教育，是家族民族兴旺之基础。因子姪繁衍，馆舍狭小，许在衡独资扩大改建成坐向与宗祠同之家塾。前进书厅三间，门外有小天井，左右耳房，天井外有石库门，上镌有“许氏家塾”四字，外有宽敞石道地至河沿石坎，后进楼屋三间，供塾师、业师、秀才住所。许氏子弟免费入学，学生多达百人，培养了无数的贡生、国学生。
许氏宗祠图
又开设当铺，为解遭潮灾民、疾病者和穷人生活之急需。许在衡在党山西街里湖河沿，新建横列7间9架大堂屋，开设“泰升当”，以诚信薄利济民为宗旨，当之利率，别人2分多，而泰升当1分2厘，当期18个月。于是当物之人日渐增多，远及南阳、河庄、小泗埠等南沙沙民前来当物赁资。
原泰升当大台门，2015年遭火灾毁
后为感恩乡邻，许在衡扩地盘，兴土木，率先改建二扇门为六扇门、二层门楼的泰升当大台门，堂屋后进建二层楼房。新建的房屋统称泰升当大屋，南临里湖河，北及北海塘，东西宽60米，南北距40余米，高楼深宅，气势宏伟，时为党山的一大景观。
清末民初，百废待兴，盗贼猖獗。如1912年10月，党山泰升当、绍兴裕泰当先后被劫，店伙被伤，失当金三万余元。危难之际，许在衡之子许仲卿得到徐锡麟之三弟徐锡麒（时任民团长）的帮助，徐、许两家兄弟般的情义让许家度过了危机。
许在衡年十五父逝，开始打理先父在沪地产，乐善好施。在沪经商时，聆听目睹清政府丧权辱国，心中气愤难平。对徐锡麟有反清救国大志仰慕已久。在徐锡麟的影响下，儿子许仲卿也有了家国天下大志，对儿子参加光复会感到十分欣慰。
作为绍兴党山富商，进士出身的许在衡特聘绍兴东浦的秀才曹钦熙，为党山许氏家塾的塾师和业师。在相互交谈中，得悉曹钦熙与徐锡麟同是东浦人，自幼为友，情同兄弟，而且志同道合。
1905年2月，已辞去塾师多年的曹钦熙风尘仆仆来到党山泰升当，与许仲卿父子说明来意，许在衡当场答应5000大洋。自此，许在衡一次次交由儿子许仲卿资金，资助徐锡麟办大通学堂、购枪支弹药、赴日本留学等，还为徐纳官竟然一次慨助5万元。
1907年当徐锡麟举义失败后，绍兴知府贵福将许仲卿监押，许家家产被抄。后经绍兴鲍氏等士绅联名作保，并按贵福旨意，出30万大洋，才得以获释。
1911年11月上旬，徐锡麒在陶成章的引见下，面见新任浙江省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后，汤即任命王金发为绍兴军政分府都督，派兵镇抚绍兴。王金发任命徐锡麒为绍兴民团长。徐凭借自己雄厚资本实力，大办民团控制地方武力，做了不少安定社会的有益工作，又与省方互通信息，声势显赫，称雄绍兴二十余年。
1914年4月，许仲卿从上海房产融资，党山泰升当重振开业。为加强防备，报请绍兴县警察所布告保护，门前里湖河备有两艘军船及警士守备，每晚将贵重物品送至绍兴静瓶庵前老当（泰来当）保管，翌日晨送还党山泰升当营业，店当四周木栅加固，夜间敲更巡逻。
绍兴泰来当
1915至1916年间，许仲卿接盘了绍兴旧大街利济桥旁声誉最大的“天成银楼”，在绍兴城内声名鹊起。1921年春，许仲卿自日本回国途中，患上“温热病”，医治无效而亡，时年35岁。许仲卿娶有两房妻室，在绍兴下大路有新、老两个大台门，生有6个儿子。许仲卿去世之后，由儿子许幼成接管“天成银楼”。
据越城区灵芝街道灵芝三家村老人说，许仲卿去世后，安葬在灵芝“狮子口”河南，即现蚌潭大桥西南处，墓地方圆有3亩土地左右，曾造有三支大坟，即他和两位夫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土改”运动时，被拆石椁用来铺路、造桥。不存。
1940年冬，日军入侵，党山泰升当关闭，后迁绍兴下大路药王庙旁买徐氏店铺重新开张。绍兴沦淊后，前往杭、沪、苏、渝等地隐居。
现存党山南大房民居（省级文保）、永禄桥（市级文保），绍兴泰来当（市级文保）等古迹，见证党山许氏曾经的富足和辉煌。
（来源：杂谈绍兴）
